古文書是研究台灣歷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之一，除了官方發給民間的公文外（收錄在官方檔案、地方志書中），這類 保存於研究單位與民間私人手中的 民間契約文書與各種非官方性質資料的採集工作 ，對於台灣歷史研究提供相當珍貴的資訊。特別是相關史料缺乏且資料零散的平埔研究。
例如透過本網站五百餘件的文書契據，輔以方志、私人遊記等資料，足以描述各部落村社的生活領域、社群關係，與其成為少數族群的現象。（參閱本網站 拍瀑拉族（ Papora ）四大社概介；道卡斯族（ Taokas ）崩山八社概介 ）此外 ，透過契約文書不僅得以考察部落土地流失趨勢，也可作為部落傳統文化變遷、埔漢族群關係的論析依據。
埔漢族群關係研究
台灣南島系民族在清廷統治上，大致被分成「熟番」與「生番」二大類，以及介於「生、熟番」之間的「化番」，這些人群分類上的名稱，在漢人來到台灣之前並不存在。其中「熟番」指清治下繳「番餉」、服勞役以及接受官方教化的部落村社，他們大致上分佈在西部平原、丘陵、淺山地區，各有傳統部落村社名稱，如沙轆社、牛罵社、貓盂社 …… ， 他們也都以此自稱。而「生番」大致上就是今日大家熟知的高山族群（並包括一些平地社群），他們住居在清廷政權所不及、版圖以外的化外地區。清初以來，基於治安而施行族群隔離政策，清廷自康熙末年在漢人拓墾邊區劃界立石，乾隆年間並開始築有形的土牛溝、界，直到清末因外力而不得不調整行之有年的「封山禁海」政策，改行「開山撫番」的經略方式。大致上，「生番」與納餉、不服役的「化番」都在界外活動，只有越界的漢人與薙髮的「熟番」人群滲雜其中。
早期這些人群雖然各有其族群的特徵（如祖先來源、文化、語言、宗教等），但對漢人來說，他們看起來都差不多，因而被統治者、漢人硬歸為同一族群並名之為「番」；又以歸化清廷政權、納稅、服役與否，別為「生番」、「熟番」與「化番」。 由於這類外來稱呼常與征服過程、統治力量的深入部落社會同時發生作用，當「熟番」屈服在清廷的統治下，他們也逐漸接受這些外加的集稱。如台灣中部平埔族社在十九世紀初中葉，為突破生活空間被漢人嚴重壓縮的困境，展開跨部落的聯合遷徙活動，便以「平埔熟番」的自稱，區隔埔、漢的不同，並排除漢人於開墾活動之外。
在人群分類外，清初基於治安對漢人與平埔居址也有所區分，「（番）社」指非漢民族的村落而言；漢人村落稱為「庄」。 依據官方規定，不僅兩者的管理系統不同，住民往來也受限制。雖然方志（代表官方統治觀點）依據清代的非漢族群用語，稱部落村社為「（番）社」，漢人入墾之初，作為一個少數族群與外來的新移民（ the outsiders ），他們多半入境隨俗，沿用（其實漢人也無法以本身想法規範社人）部落村社的原有稱呼，以「 X 社」指稱部落村社，如馬芝遴社、牛罵社、大突社、二林社等。這種尊重原住族群原有聚落舊稱的現象，也常見於古文書的舊地名，如麻豆崙、武鹿（在牛罵社域）；烏瓦 敍 、 杉漢崎（在水裡社域）；阿佛地、轆遇 珉胥 （在大肚社域）。
漢人入墾初期， 多先在平埔村落周緣墾殖、定居，形成街庄；即漢人村落的發展，以在平埔舊社附近的漢庄為最早，並多以平埔村社為名，如大甲街在大甲舊社之南、新社之西南，牛罵街在牛罵新舊社東北等。整體而言， 台灣中部漢人社會的建立，為清代以來之事。而各地「番社」地名的出現時間主要集中於十八世紀，說明「番社」名稱的普及，與漢人的拓墾活動有關。
其次，「番社」一般多在低窪或乾旱、近山等不適漢式農墾或安全較不足 ( 近高山族群活動地 ) 之處，如苑裡社在北苑裡坑的番社 ( 今苗栗縣苑裡鎮苑坑里 ) ；吞霄社在近沿海地區的番社 ( 今苗栗縣通霄鎮內湖里 ) ；日北社先在苑裡溪上游芎蕉坑谷地中形成新社 ( 大埔，今苗栗縣通霄鎮蕉埔里 ) ，再往近山處移動 ( 在芎蕉坑，今苗栗縣通宵鎮蕉埔里 ) ；沙轆社在番社埔與養馬埔的旱地 ( 今台縣沙鹿鎮洛泉、鹿寮等里 ) 等。換言之，平埔村社最後的根據地「番社」（番子寮、番子城等）多位於不適漢人水田化耕墾之地， 且其普及正當漢人墾殖成果漸成之際 。以台灣中部為例，大約十八世紀中葉，相對於漢人總人口數，平埔社群已逐漸居於劣勢；而十八世紀中葉以後，部落村社由舊社遷至新社，多半為漢人社會漸成且勢力日越平埔社群之上 ，因此 乾隆中葉以後漢人 逐漸以清廷在政治上對部落村社居址的族群用語「番社」，取代原有部落村社名稱（ 相對於舊社，平埔社人多半以部落村社舊名稱新社 ） 。因此，從「番社」名稱的普遍出現，足以說明平埔社群逐漸走向台灣社會少數族群的現象；也就是 漢人社會的形成並成為多數族群的指標
的現象， 說明所謂「番社」。
土地流失趨勢
因漢人入殖平埔社域，隨著漢人的移入、定居，漢莊日益成長，並形成漢人街市，如前舉大甲街、牛罵街的例子，一方面說明土著與漢人勢力消長情形；另方面也呈現土著深受入殖漢人與其社經優勢、統治者的稅賦政策 ( 番餉、土地稅 ) 的壓力，以致不斷透過給墾、𤆤耕、典、 ( 胎 ) 借或杜賣的方式移轉土地權利的圖像。
以本網站的契字為例，平埔社人的土地移轉，早在契字流行以前已開始；即目前契字所見的年代，僅僅表示社人與漢人雙方已開始以契約方式規定彼此的權力義務關係，雖則早期契約多由漢人代筆，且以漢語書寫。在這些契字中，有關土地位置的表現方式，多無確確的四方界線，且多在日人統治以後才有精準的土地面積數據出現，此一事實不僅反應埔漢之間何以經常造成雙方土地糾紛的原因之一，也呈現出社人對土地所有的概念（部落共有）與漢民族（私有制）有所不同。平埔社人漢式的土地私有概念，在與漢人接觸以後，始逐漸發展、成熟。
文化變遷與族群認同
平埔族群原為無文字的民族，十七世紀與外來族群接觸以來，始成為「半文字社會」的民族， 開始學習異民族的書寫文字。目前所見道卡斯族崩山社群與拍瀑拉四社的契字文書，皆以漢字作成；並且清初多由漢人代筆，乾隆年間以來，始逐漸出現平埔人自己書寫的情形。而書寫的地名多為閩南語發音，顯示入墾者多為閩南移民，但崩山社群的苑裡、吞霄社域則客籍人士趨多。
十七世紀以來，平埔族社不只深受異民族（包括西班牙人、荷蘭人、漢人等）的社經衝擊，傳統文化也逐漸消失。但是由古文書的圖譜、姓名，除了可了解傳統「番社」組織 ( 如社主、土官、麻踏 ) 、番社組織官僚化現象 ( 如設立通事、土目、甲頭、社差 ) ，名字結構 ( 如父子連名 ) 外，也可考察其受漢文化洗禮的實況，如改漢姓、與漢人通婚，以及鬮分財產之習。此外，從稱漢人為「人」或漢人丈夫為「漢夫」，並自稱「番」，除了足以討論「番籍」的實際意義外，也可以觀察平埔族群意識的生成與發展。
以上足以說明古文書作為平埔研究或研究平埔與漢人關係演進的重要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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